点击关闭

分分pk10平台:從開埠到開放-重慶的內陸開放之路

分分pk10平台:

攝影:陳鈺旭

近日,市委書記陳敏爾,市委副書記、市長唐良智調研我市開放歷史文化保護工作。陳敏爾強調,重慶開放歷史悠久、人文底蘊深厚。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重要講話精神,加強開放歷史文化的保護利用,不斷豐富提升重慶開放的人文內涵,推動內陸開放高地建設走深走實,更好地促進國際交流合作。

位於渝中區枇杷山正街的蘇聯大使館舊址和位於兩路口健康路的美國大使館舊址,分別建於1936年、1942年,為仿巴洛克式建築。陳敏爾說,這些老建築見證了對外交流的歷史,承載着城市發展的文脈。他叮囑有關單位保護好利用好這些歷史建築。位於鵝嶺公園內的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丹麥公使館舊址、土耳其公使館舊址,建築各具特色,為全國或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有較大歷史意義和文化研究價值。陳敏爾說,要讓歷史建築與周邊環境融為一體,煥發出新的風采。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位於渝中區蓮花池正街38號。1992年,我市對舊址進行複原修繕並設立陳列館。近期,我市完成對舊址陳列館的改陳和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舊址的復建工作。通過詳實的文字資料和生動的圖片,陳敏爾詳細了解有關歷史沿革和保護情況。他說,這些抗戰歷史遺產非常珍貴,要保護和利用好,讓其在促進重慶與韓國的交往中產生更大的價值。陳敏爾還實地考察了位於渝中區鳳凰台的法國領事館舊址、位於渝中區和平路的德國領事館舊址。

陳敏爾在調研時說,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時指出,重慶對外開放的歷史比較早,要求我們全面融入共建「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推動全方位開放。重慶開放歷史悠久,很早就成為對外開埠的內陸通商口岸,改革開放后又成為內陸最早開放的城市之一,開放文化資源富集,這是這座城市的寶貴財富。不忘本來,才能走向未來。全市上下要深入學習貫徹總書記視察重慶重要講話精神,加強開放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利用,不斷豐富提升重慶開放的人文內涵,推動內陸開放高地建設走深走實,努力在西部地區帶頭開放、帶動開放。要加強系統梳理,搞清楚開放歷史文化資源的數量、現狀、歷史價值,做到心中有數。要堅持保護優先,不搞大拆大建,把開放歷史文化保護納入城市規劃建設,把開放歷史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街區,讓歷史文化活起來,把重慶開放的人文精神傳承下去、傳播開來。要注重科學利用,堅持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讓優秀歷史文化對接現代開放,活在當下、服務當代,深化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為新時代重慶開放發展增動力添活力。

據史料記載,抗戰爆發,國民政府作出遷都重慶的決定后,蘇聯駐華大使奧萊斯基於1938年1月第一個在重慶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國書,並設立使館。之後,美國、英國、法國、波蘭、巴西、土耳其、秘魯、比利時、澳大利亞、挪威、加拿大、荷蘭、丹麥、伊朗、印度、墨西哥、瑞典、西班牙等30多個國家在重慶設立了大使館或公使館。如今,這些大使館或公使館大多保留在渝中區、南岸區。以下梳理重慶百年開埠史和內陸開放之路,以供參考。

外國領事館設立高峰期

1890年3月31日,中英兩國在北京訂立了《煙台條約續增專條》,重慶正式作為通商口岸開埠。這一年,英國駐重慶領事館正式建立,以祿福禮為首任領事。當初,使館地址設於方家什字麥家院,即現在的重慶賓館附近,1900年後移至領事巷。這是西方國家在重慶設立的第一個領事館。五六年後,法國、日本、美國、德國紛紛湧入,先後在重慶設立了領事館——這是重慶歷史上第一次設立外國領事館的高潮。

抗戰時期,重慶迎來了第二次設立外國領事館的高潮。在此期間,蘇聯、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英國、巴西、澳大利亞、智利、緬甸、波蘭、秘魯、阿根廷、韓國等10多個國家的駐華大使、公使、代辦等先後來到重慶,或將其駐華使館遷至重慶,或建立對等的大使、公使級外交機構;還有近30個國家在重慶設立了具有使館功能的通訊機關。

外國使館為何鍾情于重慶

如果說重慶歷史上第一次設立外國領事館的高潮,是中國屈辱的歷史。那麼,抗戰時期第二次設立領事館的高潮,則更多地象徵著中國國際政治、軍事地位的提升,以及重慶從一個內陸城市轉變為國際性大城市的跨越。

當時,世界列強為什麼把領事館設在了群山環繞、幽深封塞的重慶呢?原因有四:一是重慶的政治地位特殊,1939年重慶就是直轄市,1940年被定為「陪都」。1942年,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在重慶成立。二是經濟地位重要,全國有名的工商、民生銀行(600016)等500餘家金融機構落戶重慶,商賈雲集,商埠密布,市場繁榮。三是軍事地位顯要,不但有長江、嘉陵江天塹,重慶還是深入四川腹地的關隘門戶,是古往今來兵家必爭之地。四是水陸空交通發達,僅空中就開闢了多條國際航線,通過香港、仰光、阿拉木圖、加爾各答等地中轉,國外各種各樣的代表團以及眾多知名人士頻繁地往來於重慶,人流、物流便捷,進出通暢。特別是隨着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沿海及長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廠及大批商業、金融、文化、科研機構遷渝,加上戰時需要興建的大批工商企業及科教文衛單位,重慶由一個地區性中等城市一躍成為中國大後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信息中心。

今天

走近這些存放在

歲月深處的使領館舊址

依然可以感受到

抗戰外交的風雲際會

位於枇杷山正街104號的原蘇聯大使館。歐陽樺鋼筆畫

抗戰爆發后,早在國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正式發佈遷都重慶辦公宣言之前,一些國家的駐華大使館就相繼派出參贊、代辦及秘書等赴重慶尋覓館址。1938年1月,蘇聯新任駐華大使奧萊斯基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國書,成為抗戰時期第一個抵達重慶並呈遞國書的外國駐華大使。

之後,美國、英國、法國等國的駐華大使、公使等相繼抵渝,駐華使館等相繼遷到重慶或在渝新建。這些使領館不僅在抗戰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大多數作為同盟國駐渝外交機構舊址群晉陞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這些「隱藏」在繁華都市的百年小樓,其建築形式的多樣性也豐富了重慶的城市建築景觀。

蘇聯大使館:駐渝規模最大的使領館

△位於枇杷山正街(今重慶市人民醫院,原第三人民醫院內)的蘇聯大使館舊址

這是一座四樓一底的仿巴洛克式磚石、木結構建築。這座歐式洋樓建於1936年,為原川軍師長曾子唯斥巨資修建的私人公館,在上世紀30年代的重慶稱得上是鶴立雞群。

作為第一個將大使館遷駐重慶的國家,國民政府對蘇聯大使館極為重視,斥資收購曾公館,1938年1月至1946年5月,闢為使館辦公樓作為蘇聯大使館新址。這處使館是抗戰期間各國駐渝使館中規模最大的一座,甚至比原來的南京蘇聯使館的還大,這在一切從簡的戰時重慶,極其罕見。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戰全面爆發。由於此時的歐美主要國家對日本採取了姑息養奸的綏靖政策,中國雖然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的道義支持,但實際獲得的軍事與物質援助卻少得可憐。

而此時的蘇聯由於害怕日本快速佔領中國後轉而進攻自己的國土,在「七·七」事變后的一個月,就與中國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條約》。根據這個條約,1938年3月,也就是新任蘇聯駐華大使到達重慶的兩個月後,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第一筆長期貸款5000萬美元。

7月,蘇聯又撥付了第二筆5000萬美元的貸款。中國利用這些貸款,向蘇聯以低於市價20%的價格購入大批武器裝備,所購武器足以裝備20個師,大大縮小了中國軍隊與日軍在裝備上的差距,也進而擊破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妄想。

1939年6月13日,中蘇再次簽訂了1.5億貸款條約。一年後蘇聯另外提供5000萬美元。截止1941年,蘇聯提供給中國的援助與貸款總計有3億美元,是英美兩國之和的4.5倍。連一貫親美的宋美齡也公開承認:「中國抗戰三年來得自蘇聯之物資援助,實較自英美方面獲得之總和多至數倍之多。」

英國領事館:重慶第一座外國領事館

△位於七星崗領事巷14號的英國領事館舊址

1891年4月1日,英國駐渝總領事館在渝中區民生路建立,重慶迎來了第一座外國領事館。1900年,英國領事館遷至七星崗領事巷14號。這座別緻的二層小樓,正立面連續的拱形迴廊延續了英國在遠東殖民地建築的一貫風格,有着堡壘式的造型,通風庇蔭的迴廊。

這樣一座不太起眼的小樓,從1900年建成,到1939年日機轟炸被迫搬遷至南山,總共使用了近40年,迎接了前後34位英國總領事,成為了重慶近代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一座領事館。

鮮為人知的是,英國領事館也是當年英國大使館的臨時駐地。隨着抗戰的爆發,重慶成為整個遠東反法西斯戰場的指揮中心,各國大使館紛紛遷駐進重慶,其中便包括英國大使館。由於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英國大使館只能臨時設在領事館內,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阿希爾德·卡爾爵士也飛抵重慶。

在那場戰爭中,英國領事館可謂是損失最慘重的駐渝使領館,遭遇了日機10多次的反覆轟炸,房屋、財物毀損慘重,先後有5名工作人員被炸傷,20餘名中國僱員受傷。

美國大使館:先後迎來三位駐華大使

△始建於1942年的位於健康路1號(今重慶市急救醫療中心內)的美國大使館舊址,為仿巴洛克式磚木結構

早在1896年12月,美國便在重慶開設了領事館,館址設在城內五福宮前。這是美國與重慶關係的開端。1938年8月,已經在中國任大使近10年的詹森率海軍武官、美國駐華大使館人員等遷渝。美國大使館遷渝后,先後在渝中區中山四路(中山四路小學)、李子壩正街40號、健康路1號,南岸區建設崗特1號、龍門浩棗子灣等地辦公。同時遷渝的還有美國新聞處,其辦公樓現為重慶村57-1號。

隨着中美兩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合作的不斷深入,美國大使館的人員從最初的9人,增長到最高時的32人。

在整個抗戰時期,重慶共迎接了三位美國駐華大使:連續任職12年的詹森;1941年太平洋(601099)戰爭爆發前夕,美國派遣深諳遠東事務的高思接替詹森擔任駐華大使,高思在重慶的三年,一直忙於緩和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

1944年10月下旬,由於史迪威與蔣介石矛盾加劇,羅斯福決定召回高思,任命曾任陸軍部長的赫爾利為駐華大使。赫爾利是一個愛出風頭卻對中國一無所知的政客。

起初,赫爾利天真的認為自己能夠解決國共間數十年的矛盾,積極奔走于延安與重慶間。很快他就明白了國共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遠不是他一個外國人能夠左右的,於是很快又將矛頭對準共產黨,站出來公開反共。赫爾利的一系列舉動讓希望戰後中國能夠和平建國的美國政府極為惱火,以至於在密蘇里艦上日本簽署投降書後的20天,美國政府就迫不及待地撤換了這位大使。1946年美國大使館返遷南京。

法國領事館舊址

△位於渝中區鳳凰台(十八梯)的法國領事館舊址

始建於1898年的法國領事館舊址,為三樓一底的歐式磚木結構建築,為帶內庭和迴廊的合院式,西式的拱形柱廊共有88個,配以中國傳統建築、雕刻藝術。

據渝中區文管所資料顯示,抗戰時期,原設於領事巷12號的法國總領事館遭日機炸毀后,領事館曾遷設於此。

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

△位於鵝嶺公園內的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

1941年7月,中澳兩國建立公使級外交關係。澳方首任駐華公使艾格斯頓到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建立澳大利亞公使館。國民政府外交部在艾格斯頓到任之前,已為其覓定長江南岸黃桷埡復興村23號為公使館址。

當時,包括美國大使館在內的大部分外國駐渝機構和外國人社區主要集中在長江南岸。雖然這裏相對安全,但離市內國民政府各機關部門所在的行政區和主要的商業區比較遠。澳大利亞公使館在黃桷埡辦公數月後,艾格斯頓意識到這個位置確實不方便,後來終於覓得位於遺愛祠71號李家花園(今渝中區鵝嶺公園)的一處別墅。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

△位於渝中區七星崗蓮花池38號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

1919年4月13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上海成立,於1940年轉移至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先後在重慶楊柳街、石板街、吳師爺巷辦公,最後遷至渝中區七星崗蓮花池38號。

舊址原有建築五棟,現存建築四棟,皆為磚木混合結構,折衷主義建築風格。五棟建築依形就勢,沿階梯兩側分佈。一號樓為庶務局、警衛隊、宣傳部的辦公室;二號樓為軍務部、文化部、宣傳部長室。

丹麥公使館舊址

△位於鵝嶺公園內的丹麥公使館舊址

建於1938年10月的該舊址在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附近。據渝中區文管所資料顯示,首任丹麥公使歐斯浩德於1938年10月8日飛抵重慶。

1940年6月14日,新任公使高霖抵重慶接替歐斯浩德。1941年8月21日,丹麥政府宣布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中國與之斷交,丹麥公使館隨之關閉。

德國領事館舊址

△位於渝中區和平路(渝中區政府和平路辦公樓內)的德國領事館舊址

該建築建於20世紀20年代,為一樓一底磚混結構,是重慶市優秀歷史建築,雙層疊柱式券廊造型典雅、大氣,是當時典型中西合璧的代表性建築。

據介紹,1904年,設在重慶城內五福宮的德國駐渝領事館正式開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關閉。1922年5月,中德重新建交。1938年9月,德國駐華大使館遷至重慶,駐渝領事館事務移交大使館辦理。現南山還保留德國大使館舊址。不過,1941年,中德斷交,德國駐華大使館及駐渝領事館均關閉。

土耳其公使館舊址

△位於鵝嶺正街鵝嶺公園內的土耳其公使館舊址

這是一幢建於民國初期的西式平房磚木結構建築。1939年12月至1946年6月,土耳其公使館(1944年升格為大使館)租設於此。1939年12月,土耳其公使館第一任公使席拔希飛抵重慶,12月28日呈遞國書。1944年5月,中土兩國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首任大使杜凱。

延伸閱讀:

內陸城市重慶的開放之路

來源:重慶黨史(有部分刪改)

一、山門初開天地寬

如果說開埠為重慶了解世界推開了一扇窗,那麼戰時首都的特殊身份則為重慶與外界的交往又打開了一扇門。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隨之而來的是大批沿海工礦企業遷渝,重慶的近代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迅猛發展,當時除去東北,全國軍火工業的80%都靠重慶生產。金融機構、文化機構和學校的內遷,促使重慶在抗戰時期的商業和文化極為繁榮,並形成以重慶為中心,輻射到四川及西南、西北各省的龐大商業網絡,重慶在較大區域範圍內實現了開放型的物資和文化交流。

與此同時,隨着各國駐華使領館的紛紛遷渝,重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和聯繫也日漸頻繁。內遷還帶動了對外交通的新發展,尤以盧作孚創辦的民生輪船公司為典型代表的民族產業,在支援抗日戰爭、維護戰時交通上起到很大作用。當時為配合戰時運輸需要修築的一大批公路支幹線使重慶與附近地區連片成網,開闢的國際航線則建立起與世界主要國家的空中聯繫。總之,戰時首都地位的確立,抗戰大後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形成,開啟了重慶與外界交往的新階段,促進了重慶城市的國際化。

二、踏平崎嶇成通途

解放初期,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由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我國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在對外關係上比較封閉。但上世紀50年代初,重慶市委、市政府通過一些私營企業從香港等地轉運、進口了一些急需物資,用於經濟恢復和發展。「一五」期間蘇聯援建的全國百多項重點項目中,就有重慶的發電廠等。儘管這一時期重慶在對外關係上比較封閉,但在對內開放上卻打開了局面。

解放后,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坐鎮重慶主政西南,為恢復和發展經濟,作出的第一項重大決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鐵路為先行,帶動百業復興。成渝鐵路的開工建設,使重慶停工已久的近30家大中型鋼鐵廠、機器廠又重新開工,並帶動了400餘家小型工廠陸續恢復生產,對經濟恢復時期拉動內需、擴大公私訂貨、增加就業、改善人民生活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成渝鐵路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自行設計、自己修築、全部採用國產器材修建的第一條鐵路幹線,是鏈接川西、川東的經濟、交通大動脈。成渝鐵路的建成通車,打破地區間的封閉狀態,城市和農村互為市場,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依託成渝鐵路交通幹線的地區經濟帶和新興城市群逐漸發展起來,使成渝地區成為西南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成渝鐵路成為西南交通網中的重要環節。從此,重慶踏平山川阻隔,以開放的眼光和胸懷融入全國經濟版圖,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拉開了序幕。

60年代中期開始的三線建設,是重慶當代歷史的又一重要發展期。沿海大批企事業單位內遷,不僅為重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設備,而且大量的熟練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引進,增強了重慶的科技實力。70年代,國家安排從法國和日本引進四川維尼綸廠生產所需的成套設備和技術,開闢了我國第一個天然氣化工基地。三線建設使重慶老工業基地的實力得到壯大,促進了綜合性工業體系的形成;交通狀況得到改善,奠定了城市現代立體交通網絡的基礎。三線建設時期修建的川黔、襄渝鐵路進一步打開了重慶與外界交流的大門,從根本上改變了交通閉塞落後的狀況;重慶港的擴建和長江、嘉陵江十幾個碼頭的建設,以及白市驛機場的改擴建,大大增強了重慶航運業和航空業的吞吐能力。交通狀況的極大改善,奠定了今天重慶在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交通樞紐的地位,同時也為重慶充分發揮經濟中心作用提供了必要條件,大大推進了重慶城市現代化進程。

三、衝出峽谷匯百川

1978年,中國歷史迎來了一個新的轉折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重慶也由此開始了對外開放的實踐與探索。但剛開始在原有體制下,重慶外貿公司只是沿海口岸的收購、調撥、轉運站,沒有自由進出口權,對外開放進展緩慢。1980年4月,國務院批准重慶為長江沿岸對外貿易運輸港口。8月,重慶海關成立。隨着一批涉外機構、進出口公司的建立和完善,重慶對外開放的步伐逐漸加快。

1983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關於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意見的報告》,重慶成為經濟計劃單列市,並享有省級經濟管理權限。改革和開放是一對孿生兄弟。鄧小平曾說,「我們的經濟改革,概括一點說,就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也是對內開放。」因此,這一時期重慶進行的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就是一場深入的對內對外開放。重慶在國企改革、軍工改革、流通改革等方面,均有不少開全國先河之舉,如嘉陵廠「軍轉民」率先開啟對外合作之門,商業「四放開」改革突破封閉模式闖出經營新路,為推動中國全局的改革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計劃單列后,重慶被闢為有直接對外進出口權的內陸口岸,享有了直接對外洽談、報價、成交、簽約、發運、結匯、邀請外商、簽發護照以及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和設備等方面的權力,為重慶擴大對外開放創造了良好條件,重慶對外開放全面起步。當年,重慶即開始自營出口,並首次組團參加廣州交易會取得可喜成果,全市自營出口實績佔四川省出口總額的比重達31%。為適應國際市場的需要,重慶把引進技術裝備,推進技術改造與開發適銷對路的新產品結合起來,調整和優化了出口商品的結構;積極開拓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在輕紡、機電、化工、醫藥等行業確定了一批出口專廠,努力發展品種完備的出口生產體系和與之相適應的對外貿易經營體系。到1987年,重慶已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往來關係,出口創匯在1983年以來的五年間增長了7.3倍。

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重慶認真貫徹中央「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方針,抓住綜合體制改革試點的機遇,立足重慶,依託西南,聯合沿海,面向全國,積極探索對內開放的路子。市委、市政府先是制定了鼓勵、歡迎外省市來渝投資和進行技術支援的一系列優惠政策,繼而又提出聯合開發大西南的設想。四省區五方經濟協調會、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西南經濟區市長聯席會相繼成立,重慶與周圍一圈、西南一片、長江一線的聯合協作不斷加強,形成了以專題項目為紐帶,行業協作為網絡的多層次、多內容的聯合協作格局,極大地促進了重慶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中心城市作用的發揮。

1992年,國務院批准重慶為沿江開放城市,享受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這一時期,重慶市委、市政府通過出台《關於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若干實施意見》等文件,確立了實行全方位、高起點的整體開放總體布局。通過狠抓調整出口產品結構、拓寬國際市場、發展國際旅遊、改善投資環境、擴大對內開放等各項工作,形成了新一輪對外開放的熱潮。到1996年,全市外貿進出口總額邁上新台階,利用外資規模進一步擴大,重慶高新技術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出口窗口和創匯基地作用進一步發揮,形成沿兩江、沿公(鐵)路線展開並連接三峽庫區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初步建立起符合國際慣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重慶的對外開放猶如滾滾長江,衝破峽谷瓶頸,奔流向海……

四、大開放促大發展

1997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批准設立重慶直轄市,重慶對外開放闊步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市委、市政府抓住重慶直轄、三峽工程建設和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在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制定了一系列指導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文件,確立了「大開放促大發展」的思路,通過綜合立體交通骨幹網絡建設改善發展硬環境,通過「十個一批」等發展環境綜合整治活動優化投資軟環境,全市對外開放大格局逐步形成。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重慶市把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基點放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區縣開放型經濟建設上,充分發揮北部新區和兩個國家級開發區在區域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的龍頭作用,以良好的發展環境和集聚效應促進區縣(自治縣)特色工業園區的發展,構築布局合理、相互促進、各顯優勢、梯次型的經濟發展格局,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增長優勢,促進全市開放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為了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市委、市政府以大開放的氣勢,大胆「引進來」,勇敢「走出去」。大胆「引進來」需要塑造對外開放的全新城市形象。重慶先後成功舉辦亞洲議會和平協會第三屆年會和第五屆亞太城市市長峰會等高規格的國際性會議,在國際上提高了知名度。每年一屆的「中國重慶投資貿易洽談會」、「中國重慶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和「中國重慶三峽國際旅遊節」更是堪稱對內對外開放的「神來之筆」,吸引了大量的境外投資。一批國際知名公司紛紛搶灘重慶,福特、愛立信、本田等來渝投資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大增,投資興辦的企業項目涉及製造、物流、金融、房地產、商業零售等領域,大大促進了重慶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進程。

勇敢「走出去」需要擴大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重慶堅持擴大出口規模和增進出口效益相統一的原則,切實轉變出口增長方式,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在積極扶持優勢企業到海外投資辦廠、承包工程和開展勞務合作的同時,着力改善外貿出口經營主體結構,保持了汽車、摩托車等支柱產業的出口優勢。截至2006年底,重慶市外貿經營企業已達2400家。其中,力帆、隆鑫、宗申等摩托車生產民營企業迅速成為重慶市出口主力軍。2006年,商務部將重慶確定為全國八大汽車出口生產基地,大大推動了重慶汽車產品出口。此外,重慶在國內的區域經濟合作也不斷加強,長江流域經濟合作、西南六省區市七方聯席會進展良好,與西部其他省區、中東部地區以及港澳台的合作成效明顯,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五、內陸開放築高地

2007年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為重慶發展導航定向,作出「314」總體部署。此後,國務院批准重慶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並明確指出,加快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是形成沿海與內陸聯動開發開放新格局的需要。由此,重慶對外開放進入國家戰略全新高度。在此背景下,于第二年召開的市委三屆三次全委會審議並通過的《中共重慶市委關於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決定》,提出加快把重慶建成我國內陸開放高地的目標。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時,提出「兩點」「兩地」的戰略定位和目標。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又進一步要求重慶在加快建設「兩地」的基礎上,努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建設內陸開放高地,既是習總書記對重慶的殷切希望,也是中央賦予重慶的重大使命和任務,重慶開啟了厚植開放、奮力建設內陸開放高地的新征程。

2019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考察重慶。他強調,希望重慶在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中展現新作為、實現新突破,努力在西部地區帶頭開放、帶動開放。更加註重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努力在推進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中發揮支撐作用、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中發揮帶動作用、在推進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中發揮示範作用。

重慶以內陸開放為突破口,不斷完善兩江新區、保稅區和特色工業園區建設,逐漸形成引領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開放格局。兩江新區作為我國內陸第一個國家級開發開放新區,自成立以來,積極實施大開放、大產業、大城市、大民生髮展戰略,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探索城鄉一體化發展,推動我國對外開放向內陸腹地縱深發展,形成內陸重要城市群中擔當起重要責任。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和西永綜合保稅區的設立,構建起了重慶水陸空保稅的「雙子星座」,有利於積极參与國際分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成為重慶打造內陸開放高地的重要平台,助推重慶加快建成中西部第一大加工貿易基地。各區縣(自治縣、市)結合地域資源優勢和產業特色形成的特色工業園區,有效帶動了支柱產業發展,構建起筆電等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產業集群,有力地促進了全市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換代,是重慶市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的重要平台和構建內陸開放高地的重要支撐體系。與此同時,為加快建設內陸開放高地,重慶還及時出台政策措施,創新體制機制,逐步改善投資發展環境和人才政策環境;主動出擊遠交近聯,與周邊和沿海地區加強務實合作;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提高招商引資水平,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推進外貿快速增長,總體上實現了開放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重慶以建設物流大通道為抓手,以開放為動力,在鐵路、港口航運、航空等領域不斷開闢國際新通道,將一個內陸城市推向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從重慶出發,經新疆阿拉山口,開往歐洲的渝新歐國際聯運大通道,在原新歐亞大陸橋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完善,提升沿線各國、各地海關通關效率,加快實現了亞歐鐵路一體化建設,並搭建起與沿途國家的經濟聯繫和文化交往橋樑,對改變重慶內向型經濟結構,打造中國向歐洲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轉站和橋頭堡發揮了重要作用。重慶着力建設長江上游地區最大物流港口體系,重點推進主城寸灘、果園、東港、黃磏等四大港區建設。2017年底,首列從重慶果園港始發的中歐班列(重慶)開行,率先實現了中歐國際貨運大通道與長江黃金水道的「無縫銜接」。重慶不斷強化航空基礎設施,完善空中通道網絡,民航客貨運輸能力和綜合服務水平顯著增強。目前,重慶江北國際機場已成為國家區域樞紐機場,成功跨入全國九大、世界百強機場行列,是中西部地區第一座擁有三座航站樓、實現三條跑道同時運行的機場。此外,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的落地、中國(重慶)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正式設立、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在重慶的舉辦,均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發展需要,輻射帶動西部地區開發開放,推進重慶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重要支撐和堅實保障。

來源:綜合重慶日報、重慶黨史、上游新聞、重慶政協報、微渝中

联想食品化妆品

【分分pk10平台】